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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印说国民性之二:中国人的贱骨头

2014-02-26 17:17:18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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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印说国民性》之二

中国人的贱骨头

 

曹保印

 

导读:很多中国人从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自以为认识了韩国人的国民性。真正的韩国国民性是这样吗?事实上,韩国人的国民性中有极其血性的一面。对比之下,中国人的骨头却没这么硬,而且从元代一路软下去,终于站不起来。这是为什么?视频http://url.cn/RUQBXB

 


    诸位老少爷们,你们好!欢迎继续收看《保印说国民性》。

   在本期《保印说国民性》中,我将和大家谈一谈“中国人的贱骨头”。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一部韩剧非常流行,很多人以看了这部韩剧为荣,以没看这部韩剧为耻。什么韩剧呢?就是《来自星星的你》。这部韩剧,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我们中国,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谓万巷皆空,很多人守在电视机前或者守在网络上津津有味看这个电视连续剧。不仅津津有味看,看完还要津津有味吃一种套餐,什么套餐呢?炸鸡就啤酒。炸鸡就啤酒究竟有多好吃?我没有品尝过,更不知道韩国的炸鸡和啤酒,究竟和中国的炸鸡与啤酒有什么区别。特别是现在,禽流感依然像雾霾一样笼罩着大家的时候,坐在雾霾之中吃着炸鸡和啤酒,不知道能品出什么样的滋味。

   韩剧我也看过一些,但都没有从头到尾看完。为什么呢?情节太冗长了,婆婆和媳妇坐在那里,一聊就可以聊上好几集。人家的成本固然因此而减少了,但是收视率并没有因此降低。很多人通过看韩剧,感觉人家韩国人真是温文尔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不是非常讲究礼节,很多人就觉得韩国人非常柔弱,似乎男人、女人都没有骨头。但事实上呢?无论是历史上的韩国人,还是现在的韩国人,我看到的史料包括新闻报道,大多呈现出韩国的男人极为血性的。为了抗议日本的侵略行为,包括为了和日本争夺一个岛屿,韩国的男人们可以在日本大使馆门前剁手,可以洒血在地,以表示自己的愤怒。

   这种表达,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有过呢?当你看到血性的韩国男人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诉求时,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日本挑战和平、破坏和平、不承认历史的态度?在日本人来争夺我们的国土时,我们又何曾像韩国人一样,来表达自己血性的抗议呢?一些人倒是站起来了,可他们干什么呢?打砸日货。那些所谓的“日货”,其实是国民自己的财产,有一些人见了日本货就打、砸、抢、烧,全不顾这是侵犯自己同胞的利益。这种打砸抢烧,不止是这些年出现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五四运动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参加过类似的打砸抢烧。

当然,历史形势不是特别一样。毕竟,五四运动时还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威胁,包括日本已经在山东有了殖民地。现在,日本没有大规模地侵略中国,可是发生在岛屿上的抢占,算不算是小小的侵略,或者说是小小的争夺呢?有一些护岛的中国人千方百计登上钓鱼岛,但是他们所遭受的是什么呢?并没有得到国人的一致赞美,相反,他们的行动却受到了很大约束。很多人不敢或者不屑于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更不用说把自己的鲜血洒在日本大使馆门口,或者在日本的国土上以类似的血性做法,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抗议。

在“慰安妇”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上,韩国人表现出的血性一面,和我们相比,两者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我们不要说为这些“慰安妇”来主张权利,向日本政府讨要一个公道,甚至连我们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目,都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这些死难者们一个一个大多没有名字。当我们说南京大屠杀有30万同胞被日本兵屠杀的时候,你能拿出多少确凿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呢?我们又在什么时候做了这项工作呢?所以,呈现在这种历史问题面前的,事实上就是中国人的贱骨头。一味抗议有什么用?你得拿出事实来,而且要让事实公之于众,为每一个死难者树碑立传。一旦做了这这些,看看当年的日本鬼子、现在的日本政府还有什么话说。2014年媒体报道说,中国将以立法形式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2月13日),这是好事;但是,这些死难者的名单什么时候能统计清楚,并一一刻名在碑呢?如果没有名单,我们向谁公祭?

   所以,我们在看《来自星星的你》时,千万不要被这样的电视剧迷惑,一定要看到展现在韩国男人身上的硬骨头和血性。说到这里,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的骨头,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之软,而又如此之贱呢?在上一期的《保印说国民性》中,我谈到“中国人的温顺”时说,到了清帝国的时候人人自称“奴才”,除皇帝以外大家都是以奴才自居,以做奴才为荣,一口一个“主子”,一口一个“主子”。自己做奴做得很幸福、很荣誉、很自豪,这样的一种奴性,表现在见了官员骨头软得扶都扶不起来。

   不仅仅是一个“软”字,在扶不起来的骨头上更呈现了一种“贱”字,更有一些人自称“贱民”,也被朝廷命名之为“贱民”。这样的一些“贱民”,我知道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可是出现过之后,等历史发展到现在,大家都对“贱民”的历史现象给予了深刻反省。我们呢?很多人还在争看这样的一些宫廷剧,甚至在一些青少年的嘴里,也不时会漏出“奴才”如何、“主子”如何的话,并且以造这样的句子为荣。岂不知,在造这种句子的时候,自己的骨头不也因此而“软”,因此而“贱”了吗?

   说到“贱骨头”,我们看一看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酷刑,尤其是到了明清时候,如果你犯了错,犯了罪,无论你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要把你的裤子扒掉,打!打就打吧,干什么非把裤子脱掉打屁股呢?打屁股不打脸,事实上就是羞辱。在这种羞辱面前,有多少人真敢抗争呢?有多少人表现出宁死不屈呢?在他们身上呈现的,更多的也就是一个“贱”字。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曾经统治过这片土地,那就是蒙古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元朝。在元朝,人被公开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个“南人”是南方的“南”,可不是“男人”的“男”。四个等级直接分了出来。无论是汉人还是南人,都自冠为奴,在那个时候,我们又看到有多少真正的抗争呢?不是没有,但很少。所以,从元朝以后,我们就感觉到,原来恢弘大气的中华没有了,那种有着硬骨头、有着浩然之气的中华民族消失了。

   我们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似乎也生活得非常舒适,以至于现在还有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在元朝我们拥有多大的国土,大清帝国时我们拥有多少多少国土。我想说的是,在这样的国土上活着,如果没有自尊,不被尊重,而是处在被人歧视的位置之上,被人用脚踩着活,又有什么可以光荣和自豪的呢?我宁愿不要那么辽阔的国土,而只要一份自尊。在元朝、明朝和清朝,中国人的骨头总是直不起来,总是那么软,而且一软再软,软到了贱。

   话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故事。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性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这个事情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地就是南京。当年的日军攻进南京之后,开始大批屠杀中国军民。怎么屠杀呢?派出屠杀小分队。一个小分队有多少人呢?一百到两百人不等。这一百到两百人的日军小分队,要屠杀多少中国军队和百姓呢?成千上万。我看到有的历史书上说,当时的日军大本营对屠杀中国的这些手无寸铁的军人和百姓非常担心,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一旦这些被屠杀的中国军民反抗,就算是小分队手中拥有机枪,也难以驾驭成千上万汹涌的人潮。这些即将走向死亡的中国人一旦反抗,哪怕是赤手空拳,也会把一两百人的小分队杀得片甲不留。可是奇迹发生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日军屠杀,有的是直接被活埋,但无人反抗,都是默默地走向死亡,接受命运。

有一个最经典的历史图片,恐怕大家都没忘记,那就是一个日本军人手持军刀,在砍一个下跪的中国士兵,周围居然还有很多中国看客。我们就可以想一下,这样的一副图景,它展示的中国人的骨头,到底是硬的呢,还是软的呢?是高贵的呢,还是低贱的呢?同样的场景,也曾发生在日俄战争期间,也是一个日本军官拿起军刀在屠杀中国人,周围同样有那些伸着脖子看热闹的中国人。

这样的一幅图片,曾经刺激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他要拯救中国的国民,要看一看中国人的国民性究竟怎么样才能被拯救,中国人的骨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硬起来。所以,鲁迅先生写了很多剖析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其中他塑造的最典型的人物就是阿Q。阿Q生活在未庄,在这样的小村子中,没有人看得起他,但阿Q凭着自己的精神胜利法,却活得非常滋润。可是最终,正是这样一个精神麻木的阿Q,一向以精神胜利法为自豪的阿Q,被当了替罪羊,临死前还在画圈,画完了圈还在遗憾这个圈没画圆。

   阿Q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贱骨头形象,可是像阿Q这样的贱骨头,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呢?他们难道仅仅只是出现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吗?难道这阿Q式的人物,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吗?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阿Q,当代中国也有许许多多阿Q的子子孙孙。

   这几天,北京的雾霾非常严重,有多少人在这种雾霾之中生活,还觉得这是一个美妙图景呢?有多少人一边呼吸着这种雾霾,一边又幸福于、自豪于自己的雾霾之享受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人算不算是阿Q呢?这种阿Q的精神胜利法,算不算是另外一种文化和思想的雾霾呢?

   每每想起中国国民性中的贱骨头这一面,我就总在想,这个民族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懦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集体式的精神胜利?这一点,如果再去追溯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骨头似乎并不是一直都这么软,更不是一直都这么贱。中国人也曾经生活得堂堂正正,不卑不亢,哪怕就是一个普通人,也敢于对那些官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就算是贫民百姓,一身布衣,也同样敢于说出气壮山河的话来。这些人大多生活在什么时候呢?大多生活在春秋战国,还有一些生活在大唐、大汉。

我们看一下唐朝的那些演义小说,再看看唐朝的那些历史记述,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是怎样呈现出自己的骨气。说到这里,我又想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比唐朝要早,比春秋战国时候也要早。它是在什么时候呢?商末周初。当时,曾经有那么一对兄弟,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他们是商末周初孤竹国人,两二人互让君位避纣投周,又反对武王伐纣,耻食周粟,来到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饿死在河南洛阳的首阳山上。这是什么?这就是骨气。当然,同样是饿死不食异族之粮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也曾经有过朱自清先生。可是,像这样的人在商周时期有过多少,而到了现在又有多少?商周时期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的骨头之硬,真是令人感叹,令人感佩。

   人活着,究竟活一个什么呢?是为了大把大把的金钱,为了大堆大堆的美色,还是为了活出一个高贵的灵魂?我们的骨头,究竟是让我们硬的、直的呢,还是只能让我们趴着,软的、弯的呢?当一个人的骨头变软了,那不就是一堆肉吗?这样的一堆肉,就算是每天身着华服,口食美味佳肴,极尽声色犬马之娱乐,能说他活得特别像个人样吗?所以啊,我始终觉得,人活着应该有一根硬骨头,一根硬梆梆的骨头,一种宁折不弯的骨头。

但是,似乎中国历史越往后发展,中国人的这根骨头就越软,就越贱,无论是元朝、明朝、清朝,还是我们生活的当下,人们见了官员,真的就像见了大老虎一样,腿马上就软了。这跟政治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比如说,元朝就曾在分出四等人的基础上,又按职业的性质,把人民分为10级:官(政府官员)、吏(吏佐,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僧(佛教僧侣)、道(道教道士)、医(医生)、工(高级技术人员)、匠(低级技术人员)、娼(娼妓)、儒(儒家、道学家)、丐(乞丐)。你看,第一个阶层就是官。连僧人和道士都比老百姓排得靠前,儒生排位第九,乞丐排位第十位。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就比乞丐的地位高那么一丁点儿,所谓九儒十丐,但又不如娼妓。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自己的这种社会地位,曾经发出过什么样的声音,又从自己的胸中吐纳出多少浩然之气呢?似乎我们并没有看到。

再看现在的一些人,在金钱的面前,简直就是骨头软得不能再软,人也贱得不能再贱。2013年有一个词非常流行,就是“土豪”。我看到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词,都在说“我想跟土豪交朋友”。一个人这么说,两个人这么说,三个人这么说,四个人也这么说……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说“我想跟土豪交朋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又一条哈巴狗在盯着肉骨头,在肉骨头面前自己主动、自觉、自愿、幸福满满地趴下。也许有人说,我这只是说笑话,并不是当真。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当你幸福地说出“我想跟土豪做朋友”的时候,你以为你真的只是在说笑话吗?你以为你真的不是在向土豪与土豪文化举手投降,自甘堕落吗?

   因此,我就要说,如果你有一根硬骨头,那么,你就不妨说出来:“我要跟土豪决裂。你有你的钱,我有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比你的金钱要高贵。”恐怕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才不会单纯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而毁坏生态和环境;才不会因为金钱的腐蚀,而把我们的伦理、道德、文明,统统抛在身后。当我们冲着金钱飞速奔跑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同时坚持高贵的精神,我们绝不会忘记自己的灵魂还在后面追赶,从而放慢我们的脚步,转而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我的朋友童大焕曾经写了短短的几句话,他说:“中国你跑得慢一点吧,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受他这句话的启发,我想说,中国人你跑得慢一点吧,等一等自己的骨头。而事实上,有多少中国人真正在意奔跑的姿态呢,更多的人事实上不是在奔跑,而是趴着爬行,无论让他像狗一下趴下爬行的,是钱,是权,还是更多的物质欲望与生理欲望。这样的贱骨头真是要不得,它是中国国民身上非常严重的劣根性。

   我想说,什么时候我们身上的硬骨头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璀璨,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活得像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如果“来自星星的你”是一个有着硬骨头的人,我要说你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假如“来自星星的你”是一副软骨头的话,我也坦率地说,你是中国人,但你是中国人中的败类,你是没有灵魂的中国人。

   中国人,你的骨头究竟有几根?有几根还能硬梆梆地铮铮作响?中国人,数一数你身上的骨头吧,摸一摸它们的硬度吧,看一看自己究竟还剩下多少骨头,这几根骨头又能不能支撑得起我们的躯体,能不能支撑起我们的灵魂。看一看我们的那些恢宏历史吧,看一看历史中那些真正的豪杰。虽然现在并不是一个战争的时代,但是我们依然要呼唤英雄,要呼唤真正有了硬骨头的英雄,要呼唤有了更多硬骨头的中国人。在你呼唤的时候,你也不妨让自己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硬梆梆的、骨头铮铮作响的中国人。

   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头都硬了,都铮铮作响了,什么时候整个中国才具有真正的国际地位,什么时候整个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否则,一个处处是软骨头、贱骨头的民族,永远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国际地位,更不必说真正的国际形象与国家形象,无论你有多少土豪金,别人依然看不起你。骨头不是用金子做的,是用灵魂做的,是用自尊做的。

   这就是本期的《保印说国民性》。

最后,还是请大家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有人的您捧个人场,支持《保印说国民性》,支持属于咱们自己的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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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保印,CAOTV创办人兼主持人,知名作家,《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新京报传媒研究》执行主编,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兼任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30家媒体特约评论员。《中国法庭》《微言大义》《名人面对面》等节目主持人。著有《直击中国教育底线》《左手历史 右手现实》等近40部作品, 中国十大最有影响力新闻评论员,曾荣获冰心儿童文学奖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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